凡是在煤矿里呆过几天的人都会知道，要想从井下调到地面来工作，真的比尉官升校官还要难上千百倍。可在石炭井四矿却有过一个例外，在井下工作的杭州籍矿工，一个接一个的被调到矿子弟学校当老师。那是在拨乱反正后，社会上又开始重视知识重视教育，这些杭州籍的矿工都是从永宁县李俊和通桥招来的知识青年，大都毕业于杭州的一中、二中、四中这三所重点中学的，在那时组织的几次考试中崭露头角，成绩出类拔萃，矿领导为了自己子女们的前途着想，破例做出这个决定的。于是，学校教研室成了杭州人的天下，杭州话成了那里的第二工作语言。
我被调到学校，比起我的那些同乡来算是迟了，先进校的大都是些高中毕业生。我与乃文等几个初中生是因为参加了矿务局“7.21”大学的升学考，成绩有点出人意料的好，被录取后矿里不放，不让我们去上学，而是把我们硬性调入学校任教。可能我的数学考得好点，分配我当数学老师，乃文不知是因为自己的名字的还是其他原因，分配当了语文老师。一开始我总在想，我应该当语文老师比较合适，没多久就发现当数学老师的长处了：我批改完一个班的数学作业，乃文只能批改一两本作文簿。乃文也太认真了，翻开他批改的作文本，红的字要比学生作业的字多！
那时最头疼的是生源太差，小学老师对我们说，他们只是起到管管孩子的保姆作用。读书无用论盛行了十几年，积重难返啊！说到这点，马尔会把头摇得像个货郎鼓：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！马尔教平面几何，证完了三角形的一半，另一半按规定只要注明同理可证便可，为了启发学生，他还是要求学生按照老师的推理方法把另一半再证明一次：角1等于角2，角2等于角3……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又回到了已知条件！真吃力！
我的班里倒有个优秀学生，是矿劳资科科长家的千金，每次考试总是第一，在这个低水平飞行地区，她却几乎每次都可以得满分。我不管是批作业还是改考卷，总先把她的作业挑出来当范本。她的父亲在四矿口碑很差，号称四矿四大害之首，与他没什么交往。但我总觉得现有教材的内容已远远满足不了这个小姑娘的需求了，于是我找出马尔平时给我做的趣味数学题，给她加料。那时电视上在播放陈琳主讲的英语教材，我托人从上海买来教材，组织她们几位学习。我很看好这位小姑娘，后来她随父亲调回山西老家，失去了联系，但我坚信，这位小姑娘肯定会把书读上去的。
生产科长的儿子也在我的班上，特淘！我有时发起火来，就会拳脚相加。后来我调到生产科在他父亲手下工作，而且与他母亲一个办公室，说起他们的儿子来，我总觉得有份歉意。
有一个山丹煤矿来的老矿工的儿子，也淘气，他是那帮调皮鬼的头，也不知留过多少次级了（当地叫蹲班），年纪挺大了，怎么也学不进去。有次发现好几个小鬼在教室后面围着他抽烟，我悄悄的走到跟前，把手中的粉笔伸了过去：“来，给对个火”。他把点着的烟递过来，一看是粉笔，再一抬头发现是我，吓得扔掉烟卷就跑。事后他又来找我：“老师，没办法，我的烟瘾已很大了……”。
我发现我永远成不了一个好老师，按萧山人说法：“麻叉袋做龙袍——不是这块料”。我想起了初三时，语文老师是浙师院下放来体验的，他做自我介绍时说：“我是教老师的老师，所以自己先要当好老师”，他还跟我们说起，当老师的，要给学生一碗水，自己起码要有一担水。那时报刊上还在讨论，让初中生教初中生，就像是近亲繁殖，到时候会严重退化的。而我不仅是知识贫乏，采煤工出身还沾染了许多不良嗜好，不宜为人师表。贫下中农教导我们：种不好庄稼是一季的事，带不好娃娃可是影响他们一辈子的事！我不能误人子弟！思考再三，我整理了教科书、参考资料、教案、备课笔记等材料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，交到了矿部。第二天，找了一把锹，又回到原来的老采煤区，下井攉煤去了。
说起来，我也曾当过老师。
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七日星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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