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长朱少才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,瘦瘦的个子很高,与当地的干部一样,沾满黄土的黑色二毛卡衣,大部分时间是披在肩上的。烟抽得很凶,满嘴的牙以至脸色都被熏得黑黝黝,是一个关心知青的好干部。农场的社员都叫他朱瘸子,他的一只脚天生残疾(也听说是旧社会为了逃壮丁而自残的),走路一瘸一拐的,但这并不妨碍他骑自行车。他可以把自行车骑得飞快,还能在窄窄的田埂上骑,骑到田头地角,让那些杭州来的健壮的知识青年看了自叹不如。
可能我们去后的第二年,朱场长到过一次杭州。是随支宁青年汇报团去得吧,同行的小多想到他行走不便,在杭州给他借了一辆自行车,可他怎么也不敢骑:“这么多的人,这么多的汽车,连走路都不敢迈腿,还敢骑车”?一个能在田埂上骑车的人却不敢在大马路上骑车,成了我们青年队里一时的笑话。
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。
小时候邻居中胆大的小孩,常把早点钱省下来,几个人凑凑到民生路口的车行里租辆自行车,沿着馆驿后到轻工业厅,顺着伪省政府绕几个圈。租来的车车身高,都是28吋的,人小够不着,就从三角架里跨过去踩半脚头,也踩得飞快踩得很稳。我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,从不让我参加带有危险性的活动,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
读初中时,全班只有一个同学骑自行车上学,他住在万松岭的一幢将军楼里,公交车不方便。他倒肯把自行车借给我,让我学,可我这么大的个子学骑自行车,脸上有点挂不住,到毕业分手我还是不会骑。
我第一次骑自行车记得满清楚,青年队从永固农场分到一辆车,比正规的勒勒车小,轱辘是报废的飞机轮胎,八成新,可是套具都没了。我和通桥老乡被李大明队长派到银川去购置,40多里路,赶了个大早步行出发。购置完套具后顺路走到二招看老乡,那里有杭州知青的造反据点,一进门就遇见一个面熟陌生人在问有没有人返永宁,他刚从永宁来,向永宁县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借了两辆自行车,要去还。我马上搭腔上去,用了些善意地谎言,把这两辆自行车推了出来。通桥老乡知道我不会骑自行车,有点不解,我对他说:“你一路帮帮忙,今天赶了一天路,我走路实在走怕了”。
城里的路是不敢骑的,推出区医院外,通桥老乡把我扶上车,我开始摇摇晃晃勇敢的骑行。骑行问题不大,就是不会上下车,一路上不知跌倒多少回,每次都是通桥老乡将我扶起来,帮我扶上车,送一程。
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的,回到青年队天很晚了,管他呢,第二天我们才去的永宁还的车。到永宁去的路上,我摔跤就少多了,骑得也稳健多了。
经过这40km的摔打,我算学会骑自行车了。40多年来,自行车成了我主要的代步工具。现在知青网又掀起了一股单车热,我却没有勇气和兴趣再去参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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